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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在山西召开

作者: admin 来源: 未知 发布时间:2019-04-18

  2018年5月19日——20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共运城市委市政府、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山西省社科院国际交流中心承办的“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在山西省运城市召开。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民革中央常委、山西省委主委、十一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友君,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茂林,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田忠宝,运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朱鹏,济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孙爱民等领导及来自国内外的近百名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志峰主持开幕式。

  叶小文指出,中国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支撑。文化自信是创新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新时代新儒学的新使命是,为助力“一带一路”充实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理论基础。

  杨茂林指出,创新和发展儒学,一要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二要找准与当地文化资源的结合点,三要特别注意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问题。积极挖掘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人文精神,并使之更加科学有效地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滋养涵育作用。朱鹏指出,儒学文化历经2500多年的传承发展,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独特符号。孔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发端和起源,关公文化是孔子文化的实践和弘扬,“二圣”文化代表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王志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多元体系,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能够为当代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文化支撑和文化自信。山东和山西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富集地,具有弘扬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与文化使命。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指出,儒学是生命本体之学、天地人合德之学。儒学要走向世界与未来的关键是发挥儒学的实践精神与道德意志。

  韩国儒教协会名誉会长、成均馆大学儒教哲学文化创新研究所所长金圣基指出,今天应站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东亚乃至全球的立场上看待儒家文化。中国国家主席习主政以来关于创新发展中国儒学事业的一系列讲话指明了儒家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要的道德弥补功能。儒学的创新过程既要结合时代、结合现实,也不能脱离经典。中央党校督学、哲学部教授乔清举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的发展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统一。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防大学教授朱康有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我国发展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融入更多的本土文化精华是其重要的发展趋势。应当高度评价习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思想一系列论述的重大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将从来自于不同文明背景的两种文化交融中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新”的释读。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署理会长陈启生指出,东南亚国家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混杂,占海外华人80%的东南亚华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居住国文化的影响。在海外,最好以西方教育方式或思维方式去传播儒学。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柳河东通过分析儒学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与伟大意义,总结了儒学发展历史上多次反思和重构的历史经验,对儒学在新的时代下之创新与发展进行了研判与展望。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彭彦华指出,解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命题,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是儒学研究者、教育者和传播者的使命和担当。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指出,儒家的“家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家庭伦理学是核心。在儒家家庭伦理学中,家庭责任伦理思想又是最有特色、最具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儒家关于齐家责任伦理思想总体归纳为由依德成家、互爱旺家、教育兴家、耕读传家和忠贞和家等内涵构成的有机系统。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指出,要对历史上儒学如何在社会层面展开并形成的社会儒学逻辑理路进行梳理。他认为,修身是社会儒学的根本,家庭是社会儒学的基石,社群组织是社会儒学展开的领域,天下大同是社会儒学的最高理想。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冬指出,可以从宗教性、宗法性、自觉性三重理论维度对儒家之“义”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体现了哲学概念或范畴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革故鼎新的创造力和诚己化物的主动性。

  山西家风文化研究会杨西江指出,应该为孔子正名,为经典正义,在尊重经典本义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国良指出,孔子的历史发展观是“因”与“损益”,反应到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主张变革,适应时代潮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发贵指出,孔子谈论时政的传统真切地显示了儒家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展现了被时人称之为“木铎”的传播者、启蒙者的思想和观念,为后世仁人志士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教授赵国珍指出,中华古文明崛起后,中华民族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商周之际出现的重大社会变迁为人们的思想创造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欧阳祯人对战国楚竹书《从政》篇进行了政治哲学的分析,厘清了子张氏与子游、曾子、子夏产生矛盾的原委,解决了一些过去孔门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为进一步确定子张氏之儒的政治思想性质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作了考订。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宋冬梅指出,《孝经》论述了孝的重要性、推行孝的目的、不同等级人的孝、移孝于忠、对愚忠愚孝的反驳等方面的思想,我们应当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传统孝文化,实现与新时代的有效融合。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指出,庄子与程伊川的自由思想代表了古代中国自由思想传统的不同样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景林指出,在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树立了思想生产和教化实践的典范,对当代中国思想建构具有启示意义。贵州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包御琨指出,不断挖掘心学思想资源,促进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形成良好互动,对于救治不良的社会心态有积极作用,他还建议构建一套新的心学义理与诠释系统来应对和解决时代性社会心态的问题。

  吉林省儒学研究会会长钱凤仪、吉林省国学研究会理事刘世荣指出,当下国人学习国学是文化自信的需要、继承文化血脉的需要、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需要、构建和谐家庭和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三亚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宏海指出,从跨文化的情境视域中分析百年来的儒学发展,能够得到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解读;今天儒学的创新与发展不仅是对自身文化建设的反思,更是新时代儒学文化的自觉。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姚洪越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也是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范例,更是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指导文献。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指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趋势,利用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河北衡水学院原党委书记、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李奎良指出,当代儒学教育分为儒学固有的修身体系(内在教育系统)、独立于儒学之外的教育系统和教育方法(属于儒学教育的外在系统);针对青少年的儒学教育,应引入心理科学方法。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解光宇指出,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管理哲学,越来越朝着人本化、责任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这与儒学理论具有契合之处。它表明,儒学在新时代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

  山西省委《前进》杂志社副主编李高武指出,乡贤意识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乡贤管理基层社会的社会因子、制度基因和文化自觉,形成了中国政治生态中一套行之有效的哲学伦理体系和内在逻辑,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合理性和认同感,对中国历代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山西省五寨县政协副主席冯建中、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孟永华指出,孝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应当根据中央对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多策并举促进孝悌文化的发展。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青峰指出,德治与法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两面防护墙,德治思想在古代中国治国理政中有过深入的实践,对解决当前全球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运城地税局张跃龙指出,新时代德孝文化的精神内容愈加丰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关联,彰显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推动社会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杨文霞指出,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重要范畴,至今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悦指出,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对于我们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曾顺岗指出,在贵州清镇及周边地区,传统儒释道思想集中体现在有关祭祀的节日尤其是“丧葬”仪式当中,在民间社会扮演着稳定秩序、道德裁判等角色,为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贡献。

  集美大学学报副编审杨中启指出,新时代的经典教育要努力以培养国民人格为目标,注重古今转换、现代性转换,摈弃形式主义和实用功利主义,谨防单一诵读、刻板教条、生吞活剥的教育模式。

  运城市委讲师团团长李昭阳指出,河东文化底蕴深厚,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挖掘好运城“人类远古文化、农耕源头文化、黄河根祖文化、河东民俗文化”等思想资源,使河东文化在新时代下大放异彩。

  山西作家协会会员、运城万荣县县志办主任薛勇勤指出,万荣的“后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源之一,其中的道德教化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运城市广播电视台王振川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史记·五帝本纪》解读舜帝在家庭中践行的孝悌文化、在治国理政中践行的德治文化,有助于人们了解四五千年前的圣贤人物精神。郑州大学副教授魏涛指出,在理学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的北宋时期,作为河东之学重要人物的司马光构筑了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其思想展现出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庞海指出,关公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发展的普及性、文化的融合性、传承的历史性等特征,主要体现在忠、义、仁、信、智、勇六个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赵立民指出,关公武圣与儒家文化紧密相关,是儒家“三达德”精神依附于历史人物塑造的结果。关公崇拜超越了阶层,超越了对立,超越了民族,最终形成普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也是较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化符号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运城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冯建国指出,关公文化具有多重元素。孔夫子将《春秋》写在了纸上,创造了一种叫“春秋大义”的儒学文化,关公在精通《春秋》的基础上,将其精义融铸到灵魂中,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春秋》的内涵。山西解州关帝庙文管所所长、关公研究会副会长卫龙指出,孔子与关公,一文一武,并称圣人;两种文化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国防大学研究生粟盛玉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中,孙子与关公分别是军事活动两种类型的最典型代表,其广泛的流传绝非偶然,今天应更透彻地理解诡道与忠义何以能在军事活动中实现内在统一。

  安徽省电力公司原党组书记、华中电网公司原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庞利民指出,晋商与徽商各自崇拜的精神领袖人物是不同的:前者是关公,后者是朱熹。他们二人是晋商、徽商的文化源头、精神领袖,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特点。运城学院兼职导师张刚忍指出,运城是晋商经贸的起源地,万荣的李氏家族作为晋商的后起之秀,以儒家倡导的“善”文化作为经营理念,在晋商没落之际能兴旺发达的关键在于“商道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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